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吗

建文帝已于城破之日焚死,已有定论。即令明成祖疑而求之,亦必在国内踪迹之;建文帝如在海外,一鄙夫耳,何用“耗废不赀”以缉之。建文帝位居大统,有谋臣猛将锐卒而不能守,成祖英挺盖世,大位已若磐石,何至于六次遣人到海外寻一“疑”或未死之鄙夫,事之不近情理有逾此者乎?孟森叹修《明史》之清代史家挟有成见,成见之外,亦见其陋不可及。

另有一批人认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原因在于为宫廷寻求珍宝。按史籍从无成祖奢侈贪佞之记载,且称他“恭行节俭”。他在军中之日多,常“蔬食”,有方士进“金丹”,帝曰:“此妖人也,令自饵之。”一位终日以绝漠远征为职旨的君主,不可能嗜好奇珍异宝。郑和从海外带回来一些“无名宝物”是事实,“无名”是罕见之意,因稀奇之故,乃曰“宝物”耳!成祖不是追求这类什物而屡次大规模遣使,至为明显。成祖遣郑和下西洋,负有极重大的政治与军事的使命。

明太祖朱元璋的伐日计划

明太祖光复中华后,蒙古的声威仍然照耀四裔,所以他要遣使到四处,昭告海外各国元已覆亡,新政府愿与各国“相安于事,以共享太平之福”。太祖二年(1369),明廷寄与占城国王玺书,告以“朕主中国,天下方安,恐四夷未知,故遣使以报诸国”,希望各国“安于生业,王亦永保禄位”。但亦有不遵太祖诏谕者,如太祖十三年(1380)爪哇“诱(明)使者而杀害之”,占城亦曾诈夺真腊贡明的贡品,类似事件不断发生,明太祖除了遣使谴责,希其勿“干怒中国”,否则“悔将无及而已”之外,实际上并无办法。此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首要动机。

亿乐棋牌其次是日本,太祖留给子孙的《皇明祖训》中说日本“明朝(贡)实诈,暗通奸臣胡惟庸图谋不轨”。太祖对与中国有往来的三十六国中,唯独“怒日本特甚”。蒙古两征日本失败,太祖对此“图谋不轨”的邻国实深具戒心。他在位时已蓄意兴建海军,不然成祖即位不过三年,如何能立即建立如此强大的舰队?航海人员必须有专业的航海知识,包括天文地理知识在内,两三年内如何能训练完成?建造大型海船的工厂,岂能一蹴而及?胡惟庸案发生于太祖十三年,到郑和首次出使已二十五年,大致胡案发生之后,太祖即有伐日之动机,即开始准备发展海军,成祖只是转变了使用的方向。

从伐日到对付帖木儿帝国

靖难之变持续四年余,明廷同室操戈的消息立即受到蒙古人的重视,以印度为基地的帖木儿闻讯,认为此时是攻明的良机,于是整军经武,纠合大军数十万,准备伐明。帖木儿适于此际病死(1405),成祖对这件事的警觉性很高。他一生以蒙古为大敌,经常驻跸燕京,远征到贝加尔湖的主因在此。帖木儿声势浩大,远非分崩离析的北元可比,他必须未雨绸缪,了解帖木儿帝国后方的情况,最好是能在其后方寻求到与国,断其左臂,所以遣郑和下西洋,这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的鹄的是同工异曲。张骞也带回一些“无名”之物,但那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。

成祖将其父亲所擘画的海军用于通西洋的主要原因已如上述,次要的原因是日本的气焰已不似明太祖时代那样嚣张。按明初方国珍、张士诚之余党,“往往纠岛(倭)人入寇山东滨海县州”,太祖遣使责令停止,“不则修兵自固”,日本怀良亲王不奉命,“复寇山东,转掠温、台、明州旁海民,遂寇福州沿海郡”。以后日本“来贡”,并无“表”,只是贸易而已,并未称臣。太祖十四年(1381),怀良致书太祖,书辞倨傲,自称“小邦亦有御敌之图”。太祖虽“愠甚”,但鉴于蒙古之败,“不加兵也”,只是一面在东南沿海严加戒备,一面蓄备海军而已。成祖即位,日本将军足利义满(《明史》称源道义)为求通商顺利,受封为“日本国王”,并受明封其富士山为“寿安镇国之山”。日本既已驯服,故明朝统治者把目标转向防蒙古。

【摘自:《中华史纲》 李定一/著 重庆出版社(华章同人)】

图书信息

书 名:《中华史纲》

作 者:李定一

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
书 号:978-7-229-13410-5

出版日期:2019年6月

定 价:98.00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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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《中华史纲》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,起于上古传说时代,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,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。

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、创始与发展、新陈代谢、定型、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,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,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,虽为史纲,但“简得其当”。

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,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。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;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、朋友、师生的士风中,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;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“汉化”的原因;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。此外,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“史实”,如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、王莽篡汉、五胡乱华、大运河的修建等,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。如此等等,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、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,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。

作者简介

李定一(1919—2002),字方中,重庆铜梁人。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,台湾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,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,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。

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,受教于钱穆、陈寅恪、张荫麟、邵循正等名师。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,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。

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,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(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)。求学期间,于伦敦、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,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。

亿乐棋牌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,抽绎要义,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,完成《中国近代史》一书。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,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。

1955年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。为保存前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,与知名学者包遵彭、吴相湘等共同编辑《中国近代史论丛》两辑十八册。

1956年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,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,并指导该校中国近代史博士班学生的学术研究,且开始注意近代中美外交史问题。

亿乐棋牌1960年,《中美外交史》(第一册)出版。

1963年,应钱穆先生邀请,赴香港任教,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,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,与严耕望、全汉昇、牟润孙、罗香林等知名学者一起,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。

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。曾于1971年至1972年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。

1976年,应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之聘,返回台湾任教。

1978年,修订出版《中美早期外交史》。

1986年,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之久的《中华史纲》出版。

李定一强调研究历史要有“史德”,即对历史要秉持客观、持平的态度。作为教授,他是学生眼中“有个性的历史学家”,他讲的课是学生追捧的名师之课;作为历史作家,他用慧眼考察史事,使一般读者均能获得巨大启发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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